过化存神名贤遗址与明清西南书院的兴起(5)

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必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在特定空间中感受名贤精神，与祭祀先祖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基本逻辑相同，并且不是一般意义散之未尽，而是往往有散之于其生前的特定空间，进而为感格准备条件。关于这种心理感格，清人聂铣敏在《创建墨池书院记》有生动的描述：

自古贤人君子之所偶托一水一石、一丘一壑，皆其所流连憩息，虽其人已往，而旧所爱玩之地，魂魄犹往来于中，至历数千百年，蔓草荒榛，风流歇绝，考之故老而莫指其处，访之碑碣而已，即于无然而灰烬之余，若灭若没，或隐或见，若有神物为之呵护，灵爽为之凭依，遥遥相待于千百世以后，后之人披荆刈草，举废而更新之，此其中殆有数焉。④聂铣敏：《创建墨池书院记》，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十四，《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2册），第621页。

聂铣敏所指出的，乃是在特定空间的感应情形，先贤的魂魄游走在天地之间、留恋于行经之地，因其人格之伟大，故久久不能散尽，甚至千百世之后犹有存者，后人以诚敬相感格，它就能够重新焕发出精神之力并激励后人。

修文龙冈书院出于王阳明对山川草木的感知和对地名意义的联系。东汉末，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冈时，躬耕读书，龙冈遂与诸葛亮发生关系。王阳明就取此意，称“卧龙一去忘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据《嘉靖志》记载，贵阳治城东铜鼓山有诸葛亮藏鼓洞（名“铜鼓遗爱”），诸葛亮之到修文龙冈亦未必不可能。总之，王阳明站在龙冈山，看到江水飞鸟与风动草木，就联想到诸葛亮，遂有“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的诗句。这种联系同样是一种特定时空的感格。清初贵州巡抚田雯修复阳明书院，又描述龙冈山情景：

乃复于穷岩茂箐之间，以何陋名轩，寅宾为堂，君子亭、玩易窝旧迹岿然，遗风宛在，虽樵人、猎士过其地者，无不感而生敬，流连而忾慕其为人。⑤田雯：《阳明书院碑记》，道光《贵阳府志》余编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4册），第136页。

这样，龙冈书院遗址与贵阳阳明书院又形成了一种意义关系，因为是基于同一位名贤。

三是名贤遗址是人格形象或经典文本的意义符号集合，对书院内部结构和传播内容有特定影响。合宗书院是为纪念周敦颐而建，其特属建筑——莲池就将其精神和血脉表达出来。诸多濂溪书院都有此共性，如湖南桂东濂溪书院，就有莲池，莲池上有君子亭；又如广州濂溪书院，有白莲池和爱莲亭。今贵阳歌舞剧院所在地，即清代湖南会馆，雍正元年（1723）建濂溪祠，祠前凿为爱莲池，复建书院。莲池显然来自周敦颐《爱莲说》。合宗书院除莲池之外，还建有寻乐堂、光霁斋，“寻乐”是周敦颐的特殊教法，二程早年从学于濂溪，濂溪即让二程去“寻孔颜乐处”；“光霁”是黄庭坚对周敦颐人格的赞词。对扬雄而言，其遗址的标志物为亭、池，聂铣敏为墨池书院讲堂题联“尝是昔年辛苦地，旋知独有子云亭”①邓洪波：《中国书院楹联》，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就将子云亭突出出来。

最后，名贤遗址是一个意义建构过程，相关书院其实也是思想寻访不断叠加的结果。关于杜甫在三台的侨居地，潼川知府沈清任就进行过考察，并撰有《草堂故址考》，该文记载说：

予循名访残碑古迹，片石无有，而书院与草堂寺比连并在城东隅，书院之地，按碑石半为草堂寺僧让出，花木掩映，古井滃然，濯濯有秀气，洵文人学士之居也……谓工部之灵在是，夫谁曰不宜？②沈清任：《草堂故址考》，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第2634页。

又扬雄洗墨池亦是多方寻觅而得，学政聂铣敏自谓李白、杜甫、郭璞诸遗迹近在成都，都曾亲眼得见，然而扬雄遗迹却再四寻之，茫无知者。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聂铣敏出试成都，偶与友人坐间谈及扬雄故事，友人告知说其寓舍即墨池故址，在城之北隅。于是聂铣敏节省廉俸，以万余金购之，增修补葺池边原有的堂庑斋房，墨池书院就在次年建立起来。

四、总结：文化遗产需要在传承中复活[99]

名贤精神带有价值和意义的凝聚，是人格和心灵的净化场，是文化的高级形态，名贤遗址与书院发生关系，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是文化复兴的一种形式，书院作为名贤精神的载体，将这些道统中文化名人的精神具象化并加以传递。文化遗址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需要后人不断赋予其意义，去关注，去发掘，去表彰，甚至去塑造，才能形成更为丰富的文化矿藏，并且转变为代代相传的群族记忆和地域知识。历代王朝对名贤这种精神力量都曾加以引导，如元代朝廷即曾下诏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③宋濂等：《选举志》，《元史》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2页。。西南作为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所达之地，要将其文化精神深入人心，不能仅仅依托行政管理和知识传授，更要依托人格和精神的感召。名贤遗址的保存以及由之兴建书院、聚众讲学的形式是更深层次的、在心理认同和人格取向中向着中原王朝看齐的。文化复兴必定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书院遗址就带有历史文化的因子，虽然无形，却具有现实意义。韩国书院申遗成功，对中国自是一种鞭策，但是作为一种人文遗产，书院遗址既亟待保护，其实更有待于传承。只有名贤精神注入其中，书院才会变为一个活的实体，感染、感化、感召经行者，凝聚人心，激发良知，更好发挥它对于民族复兴的功用。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