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化存神名贤遗址与明清西南书院的兴起(2)

其次，基于联想式的精神和意义关联，即使非事实性历史遗存，即使与事实不符，但是相沿成说，士人愿意认同、渴望接受，就会形成一种文化性事实，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观念性名贤遗址。最著名的当属贵州绥阳儒溪书院，相传为柳宗元所建，事实上柳宗元并未到过该地。④王胜军：《儒学官僚与“夷夏之辨”——以王阳明开启贵州书院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儒溪书院始建于何时不可得知，万历间知县冯士奇修复时，就明确讲：“今播地有儒溪书院，相传为公遗迹，事属无稽，而易播一语，友谊笃挚，高风千古，有关名教，则事之有无不必辨，而祠之存留，宜矣。”①冯士奇：《重修儒溪书院碑记》，民国《绥阳县志》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28页。可以看出，冯士奇既断然否定儒溪书院乃柳宗元所建这一历史真实，又没有放弃当地士人相沿成说的柳宗元这一文化符与书院的关系。贵州镇远紫阳书院同样具有某种假想性质，目前该书院已经修复，笔者考察发现，讲解员讲到朱子曾在这里讲学时，言之凿凿，可以看出它与儒溪书院一样都是在不断叙述中而形成的意义性事实，只不过还在完成中。

再次，名贤遗址与书院的关系是随时间逐步加深的，其含义在不断变动中。书院新建固然重要，其恢复、重建同样重要，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明代既建、清代又建的书院占绝大多数，中间不断修复者更不计其数，不少未经修复的书院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可以看出，书院的兴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发生、持续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其背后的文化取向和心理支撑就愈发重要。就此从历史来看，名贤遗址与书院发生联系同样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书院不断重建、恢复，后人相继到遗址上凭吊而不断加深的。每一次凭吊，事实上都是对本地文化的一种追溯、叙说甚至再造。所以，更要从动态效果中去考察名贤遗址与书院文化的关系和意义。比如道光元年（1821）墨池书院为学政聂铣敏依扬雄洗墨池故址建成，而到咸丰间按察使拟改帘官公所，邑人为保聂公遗迹，遂请以芙蓉书院为公所，又易墨池为芙蓉书院。这样来看，名贤遗址对于书院不仅有其空间意义，更有时间意义。名贤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概念，是否有名以及是否能够形成士民的精神偶像和意义关注，还与特定学术发展以及乡邦文化需求紧密相关，发掘时机具有偶然性，如贵阳易贵校《易》的点易岩、云南龙川江北杨畏知（文烈公）衣冠冢等一直都未被关注。

二、名贤遗址与西南书院建设举要[93]

就西南名贤遗址的地域来看，巴蜀一带不乏文化名人，而云贵则相对贫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嘉靖及以前的四川明代书院共有77所，而名贤遗址书院有20所，占总数四分之一，说明名贤遗址对书院的修建有带动作用，而其自身附带的文化特性，又是其他以科举培训为主的书院所远不能比及的。仅据地方志史料，将明清四川名贤遗址书院分布概貌举要如下：

表1 名贤遗址与明清四川书院分布举要名称 地点 时间 关联人物

续 表名称 地点 时间 关联人物青莲书院 江油 清乾隆二十一年 李白故里少陵书院 成都 明弘治年间 杜甫侨居地草堂书院 三台 清乾隆十九年 杜甫侨居地罗隐书院 德阳 明正德年间已载 罗隐游宦地南溪书院 宜宾 明嘉靖年间 杨发（唐进士）读书处三陈书院 阆中 明成化年间 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读书处修文书院 洪雅 明天启五年之前 田锡读书处学易书院 富顺 明嘉靖四年 李见读易洞濂溪书院 合川 明嘉靖十年（始建于宋） 周敦颐游宦地讲道书院 广汉 清乾隆十二年 程珦游宦地（二程随侍）北岩书院 重庆 清乾隆九年（始建于宋） 程颐游宦地东坡书院 乐山 明正统十三年 苏轼故里涪翁书院 宜宾 明成化十八年（始建于宋） 黄庭坚宦游处紫岩书院 绵竹 明永乐初（始建于元） 张浚、张栻南轩书院 广汉 明嘉靖元年 张栻故里兼山书院 剑阁 明正德年间 黄裳故里鹤山书院 邛崃 明正德十三年 魏了翁宦游地鹤山书院 蒲江 明成化七年（始建于宋） 魏了翁讲学地鹤山书院 眉山 明嘉靖九年 魏了翁讲学地鹤山书院 泸州 清乾隆十四年 魏了翁宦游地云台书院 宜宾 明嘉靖年间 汪忱、唐佐（均明进士）读书处楼山书院 屏山 明嘉靖二十八年 薛瑄随父宦蜀、筑室读书处潜溪书院 成都 清乾隆十二年 宋濂墓草峰书院 万县 清咸丰七年 何稣注经旧塾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