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化存神名贤遗址与明清西南书院的兴起(4)

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昔人议请列侍圣门，夫亦何歉？故隆中以寓居，既祠之且为书院，以养士矣。兹惟过化之地，名并隆中，可弗表厥风烈，以示后之人邪！……周子曰：“士希贤，贤希圣。”盖必志侯之志，学侯之学……③杨士云：《新建楚雄府龙冈书院记》，嘉庆《楚雄县志》卷九，《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9册），第180—181页。

揆之史志，龙岗书院事实上并不在龙岗山诸葛营，所谓“过化之地”，是范围的扩大。杨慎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谪戍于云南，最终老死于永昌。杨慎自撰有《碧峣精舍记》，精舍系毛沂特为杨慎所筑，在高峣，后建为升庵祠，杨慎在碧峣精舍时，地方士子、僧人、百姓多有向其问学者。④李孝友：《昆明风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清初云贵总督范承勋建为书院并作记表赞其气节。建水县景贤书院，是洪武间山西参政王景常、布政使韩宜可谪戍地，当时两人“相与讲道”，“师表于兹”，于是“士习始变，人文始著”，“第进士仕者相望于朝”，嘉靖五年（1526）副使戴书重修二先生祠，并于祠前扩修建为书院。⑤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52页。而南安景贤书院，即知州苟冼生祠，苟冼乃楚雄双柏举人⑥双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双柏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这一书院代表着乡邦文化。

三、名贤遗址与西南书院的内在关联[97]

书院就其本质来看，就是要传播儒家文化，并要自证其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作用、意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取得认同，名贤遗址所蕴含之意义可以为之提供这类要素，从而成为书院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借助力量。书院的兴建，是士人追寻先贤足迹的一个重要精神产物。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名贤象征着儒家道统及其文化理念、人格精神的传衍，感召、凝聚书院学人形成文化传播的共同体。中唐以降，新儒学的兴起，以重新恢复华夏族群的道统为号召，其终极精神依托具化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系列人物，并进一步扩展为进入孔庙祭祀和方志编纂以及士民口颂言传中的名贤，名贤遗址则内化了这样一种精神。如讲道书院缘起于与二程相关的讲道台，北宋中程珦出任汉州，其子程颢、程颐随侍，程珦在开元寺前置讲道亭，后亭毁而废为讲道台。明知州林大策建亭覆其台，郭子章作记说：

事有旷世而相感者，岂非以心一道同哉？……自孔孟没千五百年，二程起而振其征，今又数百年林公建亭以衍其绪……⑦郭子章：《讲道亭碑记》，嘉庆《汉州志》卷三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36—337页。

当时未有书院之名，清雍正十一年（1733）知州鲍成龙建书院于张公祠，乾隆十二年（1747）知州周来邰移之于二程讲道旧址，于是讲道台方与书院发生联系。又贵州为仁书院，原为李渭讲学地，在真武观内，称为仁堂。嘉靖末知府田稔建为书院。⑧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第301页。清代重修时，吴瑞徵作记对“为仁”进行阐发，告诫生徒说：

人之不可一日无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予谓天地万物一仁之贯，相与维系于无穷也。人而仁，则天理周流，穷达常变，均有以自见……①吴瑞徵：《为仁书院记》，道光《思南府续志》卷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6册），第380页。

可以看到名贤不单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儒家文化理念的凝结和意义的传递者，甚至还代表着一种理念，比如“良知”“为仁”等等。再看四川夹江平川书院，本为三国魏将邓艾庙，邓艾灭蜀，史志称其“汉贼”，因此自然不在先贤之列。明邑人宿进于瓦砾中得谢达夫诗云“两峰环抱揖平川”，张沧湖诗云“平川麦穗霭如云”，欲建书院，未果。宿进为夹江人，为人耿直，因直谏武宗而获罪，被解回原籍，未几卒，入夹江县忠义祠。平川书院就是要延续宿进等符合儒家价值的“精忠”人格。②张凤羾：《平川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第2632页。

二是名贤遗址作为一种文化场所，带有具象的历史文化和地理风貌的特征，赋予相关书院以与别地不同的特殊感格力。文化场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宋代以来儒家相信现象世界乃是太虚之气的变动不居，在一个具体时空中人与人、人与鬼神之间可以彼此交感，名贤作为既逝之人，其精神魂魄不是变为鬼怪或转世投胎，而是星散于天地之间。朱子曾与弟子讨论说：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