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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和谐特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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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壮族有着悠久的民族与国家和谐传统，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南北朝政权长期分立的后期，海内动荡，四方割据，岭南俚僚一些首领屡次起而自立。但壮族英雄冼氏夫人“屡次说服族内诸部，并毅然接受了罗州刺史冯融之聘，与其子高凉太守冯宝结为百年之好，为维护岭南与中央王朝的良好关系以及岭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2](P229)。宋朝熙宁年间交趾集团入寇邕州时，全城壮汉等族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抵抗，固守州城达42天。熙宁九年，广西等地壮汉等族民众大力支持朝廷官兵，很快将侵略者驱逐出境。明万历年间，壮族人民把安南入侵者全部赶出国境。明嘉靖年间，年近花甲的壮族瓦氏夫人亲率一支6800多人的抗倭队伍赴东南沿海前线抗倭，增援朝廷官兵，誓言“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击法国侵略者乃至1979年反击越南侵略的斗争中，壮族人民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忱[12](P32)。

西南地区的彝族的民族与国家和谐传统值得称道。由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聚居于离王朝中央驻地较远的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地理环境差，交通不方便，造成中央王朝统治势力很难到达。为维护王朝统一、领土完整、社会稳定、巩固边防，羁縻政策规定部落酋长为侯官，可以世代世袭；部落酋长管辖的领地必须全盘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中央王朝赋予侯领在自己私有领地范围内享有独立的军事权、行政管理权、经济财政权、司法权。明朝大局定后，贵州宣慰使奢香“‘相其夫输忠率土归附’，和明王朝保持着密切友好的臣属关系，亲自赴京入朝，或多次遣使‘贡方物与马’。当明王朝遣30万大军远征云南时，霭翠和奢香曾备马万匹、毡万领、弓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13](P151)。为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和明王朝的一体，彝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南地区的苗族的民族与国家和谐传统以贵州为代表。以石门坎为例，受柏格理的影响，早期苗文识字课本中包括“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一个古老的国家”“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过来的”[14](P150)这样的论述。辛亥革命成功后，柏格理将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作为教材，宣传民族国家关系。民国十年，“英人率师寇片马，二三学子倡发宣言以醒民众，人辄漠视之，而恩浓持之尤力，恨英人入骨。有耶教徒者，苗族也，见宣言归而呵其师曰：‘汝何故，敢侵吾领土？’英人默然不能对”[15](P16)。石门坎中学校歌中“八方天地乱纷纷，侵略野心正勃勃”之句，在谴责列强的同时蕴含的是苗族的国家认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石门坎苗族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救国救亡斗争。“自抗战开始以来，每逢赶集，（石门坎教会学校）师生整队出发宣传，情绪极为激昂”[14](P152)。一些教会人员“将《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译成苗语，在礼拜和赶场天向苗族群众教唱，青年信徒还踊跃参战”[14](P152)。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石门坎教会工作人员进入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有学者当时在乌蒙山区调查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苗族教徒“上公粮不用催，计划生育不用追”[14](P155)。

以上分析显示，以民族与国家和谐为表现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和谐特质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维续稳固，影响深远。

四、余论

大众对精英的认可、赞同和支持，是促进国家政策和制度落实、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中普遍存在着寨老制（不同民族对此有不同称呼）。寨老通过议榔来动员族民，行使权力。族民对寨老权威的认可、赞同和支持，形成大众与精英的和谐关系。在村民自治体制下，我国各民族成员对村委会成员或其与寨老身份的结合、其他政治组织、政治领袖权威的认可、赞同和支持，构成大众与精英和谐的体系。前述族内和谐、族际和谐、民族与国家和谐的政治基础，都要建立在大众与精英和谐的基础上，形成令行禁止甚至不令而行的良好政治生态。

西南地区的壮族大众与精英和谐的传统深厚，以广西为代表。广西壮族历史上普遍存在都老（寨老）制，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历史上王朝对壮族实行的羁縻统治是都老（寨老）制的补充形式。都老（寨老）制往往以同一宗族或几个宗族组成的村寨为基础组成议事团。议事团头人即都老（寨老），被尊称为波板——村寨之父，一般由年纪较长、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善于言辞、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熟悉本族风土人情和传统伦理道德、善于处理民间纠纷的人士充任，负责处治全村寨事务，安定村寨秩序，维护全族利益[3](P270)。清代中叶到军阀统治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下，“寨老、头人的社会组织仍然存在，保甲长往往借助于寨老、头人的威信来统治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村民自治，但“村寨自然领袖仍然存在，地方干部还尊重和依靠他们，共同处理村寨事务”[1](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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