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斥到接纳国家权力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个人卫(4)-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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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拒斥到接纳国家权力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个人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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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前，云南傈僳族家中不备厕所，故粪便任意排解，或在树林中，或在房屋旁，或在道路旁，或在石坎上，任牲畜践踏或狗猪舔食，不以之作为蔬菜及农作物肥料，反而认为粪便为污秽之物。[24]大理周城镇痢疾、伤寒一直不断，夏秋时节，尤其在雨水季节，患者特别多，主要就是由水源污染和个人饮食卫生不佳造成的。[25]

上述列举均表明，民族地区不洁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频发的疫情造成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减少。或言之，即便是卫生行政已经逐渐介入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鬼神崇拜的观念对民众隐形的干预和影响仍居主导地位，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个人卫生的全面优化或许要等到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以后。从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角度看，以卫生行政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介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是否预示着从小到大，以致形成全方面的卫生行政，进而达到公权力广泛而细致的管控呢？或许历史的发展正好印证了此种推论。

三、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与个人卫生的优化

几千年来，由于医学的落后，许多疫病无法医治，中国民众形成了相信命运、迷信鬼神的疾病观念。特别是民族地区，一旦有了疾病，往往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或是鬼神施疫使然，卫生观念非常淡薄。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对传统巫师的批判，以及现代药物的使用，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现代卫生观念和医药理念。同时，个人卫生习惯也逐渐改变，新的防病治病观念开始形成。 1949 年以前，贵州省从江县的少数民族，有病即委诸鬼神，杀猪宰牛以作食祭，有的为做鬼遭致破产之祸。经过各级卫生组织的宣传，做鬼之风受到限制。据从江县的统计：到1952 年，已有50%的少数民族有病知道求医问药，不再做神送鬼。丙梅镇第七村4 名麻疹患者在打了福白龙针和吃了磺胺剂后，很快痊愈。该村群众说：“打针吃药病好得这样快，过去我们只晓得做鬼，病也不好钱又花了，我们现在晓得了，以后有病总要吃药才是可靠。”[26]将破除封建迷信与个人卫生习惯联系起来，也表明个人卫生不再是单独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而是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此时，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的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都有很大改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广西隆林县德峨区彝族卫生条件有较大改善，基层政府于1952年在德峨街建立了一个卫生所，包括4 名医务人员。1958 年，又增加了2 名中医，培养了127 名防疟员以及大量的接生员。除了中央访问团到隆林时发放的药品外，区卫生所还给各乡发放防疟片，共计1万片。另外，政府若发现疾病流行严重，即会派遣医疗队下乡，德峨街还会定期进行卫生工作的检查。[27]

伴随着“细菌战”“除四害”等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其中不乏涉及个人卫生方面的内容。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多有喝生水、吃生肉的习惯，但喝生水会导致疟疾、痢疾等传染病的传播。因此，不论是土改卫生工作队，还是抗疟组，甚至是防疫站都将宣传喝开水作为卫生治理的重要任务。1956 年4 月，贵州省防疫大队二分队在黎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就将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喝开水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最终产生了良好效果。[28]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身体素质，减少疟疾、痢疾的危害，鼓励喝开水，贵州省防疫三队在三都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宣传教育。 1956 年，在防疫三队抵达三都县之前，三都县的水族、布依族民众仍持“喝开水是件麻烦事”“烧开水没有时间”“一辈子吃冷水都没有死”等观点。经过防疫三队的宣传教育，计算喝生水和开水得失，利用典型案例，尤其是利用燎原社社员陆道芬因为喝生水腹泻三天而未出工的事实，教育少数民族做到日常在家喝开水，上坡下田带开水。具体的办法是：自烧自带自喝，轮流烧集体喝，带锅就地烧水等。此后，三都县水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喝生水的习惯大有改变，排抬社喝开水的少数民族达到100%，燎原社少数民族喝开水的户数达到94%，喝开水对控制肠胃传染病有很大帮助。不过，传统习惯并非短期内就能改变，喝开水的区域分布也很不均衡，比如三都四区坝辉社喝开水的户数只有55%，人数只有33%。[29]1952 年，从江县将劝阻少数民族吃生肉作为培养个人卫生习惯的重要内容，之前少数民族吃生肉大约占总人口的60%，经过两年时间的劝阻教育后，吃生肉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30]实际上，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国家的宣传与教育，很多民族地区也做到了这一点，李德全在总结少数民族地区十年卫生成就时说：“大部分地区做到了人有厕所，畜有圈，室内庭院经常打扫，许多人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如常洗澡，勤换农服，不喝生水，不随地吐痰和不随地大小便等。”[31]个人卫生习惯原本属于公共卫生以外的私密领域，属于个人的自由，甚至属于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这是一种任何国家权力都不能触碰的下限。即便如此，国家权力还是通过宣传动员、组织建设、利益和情感的启发，诱使个人的这种权利发生改变，最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卫生习惯。[32]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