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斥到接纳国家权力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个人卫(2)

除了少数民族的乡规民约外，瘟神或疫鬼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相比较汉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信仰诸神，那么生病找巫师或鬼神相助就不足为奇了。 贵州的侗族，就有土地神、山神、雷神、火神、水神、井神等。 会引发疾病的瘟神是侗族信仰中的恶神，瘟神常常会降病灾于人世，以各种瘟疫为害于人，尤其以夏瘟和秋瘟最为厉害。 因此每逢瘟疫流行，村寨就会请法师帮助驱瘟送神、扫寨进行禳解。[7]在鬼神的祭祀中，人们会利用各种方式以求祈福去祸，敬献各种祭品，采取各种仪式来取悦鬼神，求得鬼神的保佑。 这种鬼神观念和祭祀礼仪也会对少数民族个人卫生产生影响。

贵州锦屏县九寨侗族的瘟神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认为生病、受伤或遭遇天灾人祸，都是鬼神在作祟，因此要祭各种鬼怪，乞求护佑。 相传孩子因为年幼，其灵魂常不附身，生病就是灵魂离开肉体的表现，当地人称为掉魂。 如果孩子生病，除了按症服药之外，家人早晚要到屋外去招魂。 如果大人生病，家人就要拿筛子盛酒肉、饭菜和香纸，到屋边路上招待鬼魂，求他不要打扰阳世人，请鬼神归还病者的阳魂。 并把所有带去的供品全部烧化，只拿空碗筷和筛子回家。进门时，把所有的门关上。到了屋中的火塘上，屋里的人齐声说：“祭了病就好! ”过后不久，病好了就算完事。 如果病情未见好转，大家会认为病人的阳魂掉在阴间很深，须得请鬼师前来招魂。 鬼师要去阴间把病人的魂魄捞来，到阴间路途之中要走刀路、上火山、下火海，才能到达。[8]祭祀的观念和仪式影响着九寨侗族的观念与行为，进而约束着他们的身体，是影响少数民族个人卫生习惯的重要因素。 不过，这种影响和束缚基本是通过文化的软力量来施加的，是利用少数民族的鬼神观念和祭祀礼仪来影响民众的疾病观念和个人卫生习惯，而非强制的规定。

二、卫生行政的初建及个人卫生的困境

（一）卫生行政的初建

从租界在中国的建立开始，以卫生行政为载体的国家权力就已经对中国地方社会产生了影响。1902 年，天津卫生总局的成立拉开了地方政府实行卫生行政的序幕。 三年之后，在清末新政中，全国性的卫生行政也宣告成立，即卫生科，隶属于巡警部警保司。1906 年，由于巡警部改民政部，卫生科也升格为司级机构。[9]当时中央卫生机关是全国卫生各政之中枢，为一国卫生政策之发源地，其职能展示了卫生行政这一现代国家权力的管控、 检查与惩戒。 具体到地方卫生行政，其职能也无出其外，[10]不仅具有制定单行卫生法规之权， 还要肩负管控、检查和惩罚之责。 或者说，地方卫生行政的建立与发展就是国家对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干涉的开始。

贵州省的卫生机构基本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进行实质性管理之后才建立的。 1919 年，贵州虽创立了省立医院，“但人力有限， 财力不足，设备欠周，仅能应付门诊及少数住院工作”。 1938 年，吴鼎昌主政贵州以后，对卫生建设开始重视。该年4月17 日即成立了贵州省卫生委员会， 总理贵州卫生行政，由何辑五主持其事；设立贵阳市卫生事务所，实施市政卫生工作；改进省立医院，充实内容，发展医疗工作；成立健康教育委员会，专门办理学校卫生工作。[11]从卫生行政创立与发展看，近代贵州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多层级的卫生行政机构，因战争虽有阻碍和退却，但从西方引进卫生防疫观念和卫生行政制度之趋势并未改变。 当然，个人卫生也遭受了“现代性”的显性而强制的干预。

1933 年上海儿童书局印行的 《儿童卫生故事》一书，就有《饭前与饭后》《野外》《牙痛的苦》《表弟的病》《清洁的小朋友万岁》等15 个故事，号召儿童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12]此为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告诉民众要注意个人卫生。 在1936 年出版的《女子卫生》中，更是规定了人们的作息时间和吃饭时辰，并言此为治家有方的体现，该书载：“起居不适，足以妨碍健康。 都市家庭，往往有晏起迟眠的习惯，最不合卫生。 不论冬夏，早晨六时必应起床，晚间九时至十时就寝。 进食宜有定时，普通早餐七时，午餐十二时，晚餐六时，一般治家有方的家庭大都如此。 一切赌钱看戏无意识的举动，大都在夜间兴趣更浓，甚至彻夜不睡，妨害日间工作，有害健康，莫此为甚。”[13]这些当时出版的书籍，亦应用于国民党主政的贵州。 如果说，出版社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稍低的话，那么中央卫生机关之规定，就更能说明国家权力的存在。1936 年，在出版的《幼稚园卫生教育》一书中，就有对幼儿刷牙的规训，并规定幼儿刷牙时间和次数，[14]如此来训练和监督孩子刷牙。或许用这种刻板的方法计算刷牙和漱口训练的时间和次数，并不意味着实际的牙齿清洁，其效果或是通过刷牙的规训来规范、训练和操控卫生习惯。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