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分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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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水玲.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及借鉴——以爱荷华州立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3(12):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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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国瑜.基于SWOT分析的农业大学发展策略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10(10):1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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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傅国华,李春.分层精准施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6):14-17.

[9] 何雄浪.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发展:“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2):120-125.

[10] 丁宗尧.三种类型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新疆农垦经济,2018(8):10-17.

[11] 程华东,尹晓飞.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探究——基于四所农业高校的案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2-78，158.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划司.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大力实施“六个一”模式提升产业精准扶贫效能[EB/OL].(2016-10-13)[2018-12-26].

[13] 程华东,刘堃.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7-22，149-150.

[14] 何红卫，乐明凯.湖北荆州市以“双水双绿”引领乡村产业振兴[N].农民日报,2018-10-20(1).

[15] 张启发.以“双水双绿”重塑“鱼米之乡”[N].湖北日报,2018-06-13(15).

2017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乡村振兴由之前的新农村建设所提倡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发展到现在经济方面的“产业兴旺”、环境方面的“生态宜居”、社会方面的“乡风文明”、管理方面的“治理有效”，生活方面的“生活富裕”，要求与层次两方面均实现全方位的提高，进而实现产业振兴、人才回归、文化复兴、生态绿色发展和组织有效管理。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复兴战略之一，是一个宏大而长远的战略，而非攻坚战性质的短期性参与形式，是多层次、多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农村内外部资源双向整合的过程。现阶段乡村发展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过度强调农业现代化发展，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城镇化偏向，单向道的由农村向城市输出；部分乡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2018年12月，教育部文件《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提到，要书写科技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农业大学基于自身优势对农业现代化、农村转型、农民富裕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围绕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展开分析，以期探索出“可复制、易推广、能成型”的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一、农业大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优势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是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要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全方位振兴，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做到长短结合、因村精准施策，全面推进“五个振兴”。同时，大学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即存在的根本是为了培养人才，其他职能都应为其服务。大学人才培养作为主要职能的观点产生于中世纪欧洲，大学即“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哈奇法案”“史密斯-利弗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确立了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农业推广的三大职能[2]。瑞典高等农业教育通过重视对科学研究的创新、动手能力相关专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升，探索产业发展途径对全球产业健康转型的带动，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大学作为培养一流高素质高水平农业复合型人才的主要基地，理应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发挥自身拥有的独特优势助力“五个振兴”。1.农业大学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力军农业大学在知识教学、科技升级、技术应用方面起到基础奠定与先锋领导作用。农业大学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发挥师生智力优势，提供理论支撑、政策咨询、战略设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特色，制定配套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师生深入乡村第一线开展科研活动，科学研究直接匹配当地产业发展，为实施乡村产业振兴与技术转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促进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建立，促进多产融合发展，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文旅农旅的深度融合，为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农业大学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培育地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农业大学已牢固确立为“三农”发展输送人才的目标，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继续教育与干部培训全方位的培养体系，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农业人才的主要基地[4]。农业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人才，并依托学科优势，立足服务“三农”工作基础，动员和汇集人才资源、学术资源培养“新农人”，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让土地、资金、人才、产业在乡村形成良性循环。农业大学在培养“懂农业”的掌握专业技能的农业科技人才，“爱农村”“爱农民”“爱农业”的管理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农业大学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策源地大学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校园文化是全体师生共同培育的群体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及管理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5]。农业大学所蕴含的耕读文化更契合乡土发展，有利于培养乡村艺术人才、传承乡村文化基因，更深层次探索乡村物质文化内涵，丰富乡村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致力于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宜居、和谐、美丽乡村。华中农业大学提出的以院带村，辐射县域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行动计划[6]，通过定期定点对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文化，以此促进当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农业大学的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使命让乡土文化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4.农业大学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新智库农业大学依托学科专业优势，有针对性地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咨询服务、技术支持，服务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建设功能完备、服务配套、美丽宜居的新乡村。将生态环境建设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实现同频共振，以乡村生态文化为主要抓手，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综合治理，解决乡村水源污染、垃圾污水治理难题，着力打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美丽家园，农业大学为乡村生态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5.农业大学是乡村组织振兴的孵化器农业大学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为基层培养一批优秀带头人，“以校带村”，让治理方式和手段更富多样性、更加多元化，丰富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建立更加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国农业大学提出的“红色1+1科技行动”，以科技活动为载体，一个支部带动一个村庄，一名博士党员帮扶一个农户，通过组织多元化，实现科技与农户的零距离接触[7]。二、乡村振兴战略分层实施的理论依据我国乡村存在着显著的、多维的层次差异，即在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傅国华提出分层次管理理论，即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为达到管理的预期目的，对管理对象发展层次的精细识别，根据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得出投入要素与管理资源的高效结合方式，以此达到管理适配，实现产出最大化、管理效果最优化[8]。1.区域地理位置影响产业发展区域地理位置通常用来描述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定区域内地理事物之间的关系，对区域性质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有着独特而持续的影响，会影响农业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乡村整体发展。首先数理地理位置决定区域所处的纬度地带，形成热力状况的差异，即因所处纬度位置的变化，地球表层地理现象与过程呈现出由赤道向两极有规律的变化。其次还会受自然地理位置的影响，处于同一纬度带不同经度位置其自然环境结构也不相同，从而影响区域农业生产的开发利用与发展方向。所以，区域地理位置对区域性质定位与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良好的区域地理位置可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诸多有利条件。2.自然资源禀赋滋养产业类型自然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社会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支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英国工业革命与英国采煤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英国通过把全世界作为原材料来源地以此获得廉价且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推动英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早期的欧洲国家走向世界经济发达体的重要原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联系，幅员广袤的国土面积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禀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9]。广袤肥沃的土地、高标准的良田和完备的灌溉系统是中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的主要优势，而青山绿水、小桥人家和乡村故事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优势。只有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区域差异，才能确定是坚持传统农作产业，或是创新农业发展类型，还是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第三产业[10]。3.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与所达到的水准。各区域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是不均衡的，即使是在同一区域内的乡村，也因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缺乏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的经验，只有尊重基层实践、尊重农民创新，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充分发挥所在区域内具备的资源、人口、地理位置等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效实现区域分工，防止出现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实现乡村多样化发展，从而使等量投入资本获得最大回报率，实现有限资源最优利用。基于以上乡村区域分层阐述，可以得知对乡村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是产业选择与精准施策的前提，应根据当地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条件发展的产业与模式。因此，本文将湖北省乡村区域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理区域贫瘠偏远、自然风光优良、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山区；二是具有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产业初具规模、一二三产业经济融合发展的平原地区；三是地理位置邻近城市、交通便利、内外部环境支撑足、产业发展有基础的城郊地区。三、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模式构建湖北省山区、平原地形均有囊括，贫困山区、城郊农村均有包含，因地制宜，综合考量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围绕地方特色产业探索发展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华中农业大学在服务于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中，提出并探索建立三种模式。1.服务于贫困山区精准脱贫目标的“六个一”产业振兴模式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地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是国家新阶段扶贫振兴开发工作重点县，现有14万农村贫困人口。建始县自然禀赋好，自然资源丰富，富硒资源丰富，形成了以自然资源开发与初步加工为主，不断升级原有产业并在转型中发展新型替代产业。华中农业大学 2012 年 11 月开始参与定点扶贫建始县，在促进高校与地方优势融合中，逐步探索出具有农业大学特色的“六个一”产业振兴模式，即“围绕一个特色产业，组建一个专家团队，设立一个攻关项目，支持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11]。通过产业振兴助力建始县完成了从“精准扶贫”长期实践到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转型升级，从政治责任、感情纽带转为市场机制作用，并实现校县双向赢利。服务于贫困山区精准脱贫目标的“六个一”产业振兴模式如图1。图1服务于贫困山区精准脱贫目标的“六个一”产业振兴模式该模式通过瞄准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产业，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学校组建相关应用学科专家团队，以产业攻关项目为链接，搭建起专家团队与“靶向产业”之间的联系，为“靶向”产业注入科技元素，助推产业发展符合地方特色产业带动农民致富，例如：景阳鸡、高山洋芋、猕猴桃、高山蔬菜等农副产品，具备良好的产业延伸条件，可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建立资源产业集群深加工，有效延长产业链。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并带动当地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以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人口，将产业发展受益面全面覆盖贫困人口，实现百姓脱贫致富的目标。同时，以当地“黄四姐”非遗元素为核心，开展农产品特色文化设计与宣传、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将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当地7个品牌科技扶贫产业中，推动非遗文化保护与融合，用文化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六个一”产业模式诸要素中，“靶向”产业的明确是基础，组建专家团队是核心，设立产业攻关项目是保障，支持龙头企业发展是关键，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是有效途径，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是目标[12]。农业大学以院系、实验室为单位，以项目为落地形式，通过与乡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对子的方式，建设绿色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对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进行示范推广，推动农业结构全面升级，带动周边乡村产业发展，辐射整个县域特色产业，促进区域内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组织专家团队进驻企业，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为乡村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促进乡村企业技术升级和改造，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乡村综合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该模式形成了“校地联动、校企共助、项目引领、专家负责”的乡村振兴工作组织机制，以农民为主体、产业为载体，发挥落地产业项目的引领作用和首席责任专家的核心作用的模式[13]。有效的破解了山区贫困县农业产业发展的诸多限制因素，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武陵山片区、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提供了贫困山区振兴样板。2.服务于平原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双水双绿”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位于我国长江中下游、湖北中部地区，水资源丰厚、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为落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发挥大农业区、粮食主产区的优势，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荆州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14]。水稻是县域内的主要作物，监利县也是水产大县。为实现稻田种养产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并充分释放潜在效益，提出“双水双绿”理念。“双水双绿”即充分利用平原湖区稻田和水资源优势，在稻田种养中协同发展“绿色水稻”和“绿色水产”，做大做强水稻、水产“双水”产业，着眼“水源-土壤-产品”绿色生态圈，实现种稻养虾、一田两用、经济增值、绿色倍加。从拼资源、拼消耗的“白色农业”，转型为科技驱动、生态融合、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以“双水双绿”重塑“鱼米之乡”[15]。湖北省政府、荆州市政府提出以监利县为主要基地，与华中农业大学展开合作，深度实施“双水双绿”绿色农业发展模式，通过绿色发展的理念，全力推进种养协同发展、产学研深入融合。该模式旨在帮助监利县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以绿色水稻、绿色水产为抓手，华中农业大学挂牌成立“双水双绿”研究院，参与发掘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与农业交叉融合的新技术，用高科技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改造升级，积极争取在农业绿色发展、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承担重点任务，实行“研、产、学、销”一体化，三产融合发展“稻虾绿色生态农业”；为每个乡镇选派科技副镇长，用新型人才队伍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帮助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组建科技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考察研究，县校对接合作拟定“”[注]注：即实施一个乡村振兴战略， 发扬双方优势推进“双水双绿”深度合作，推进人才、项目、产业三个方面融合发展，实现政府、学校、主体、农民四方共赢，落实农业人才培养、水稻全产业链提档升级、水产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农产品品牌创建、美丽乡村建设等“五大行动”。行动意向，帮扶建设现代农业园，构建“政府+大学+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新通道，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效益明显的绿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科技体系及产业发展升级模式。针对目前我国水稻总体产能过剩而小龙虾等水产品需求强劲现实情况，借助“双水双绿”发展平台，在水稻、水产产业上力求突破，构建水稻、水产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在不增加土地使用面积的情况下，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通过技术对接，产销对接，用工对接，解决土地集中流转的问题，并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培养乡村产业。对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起到推动作用，使其兼顾长远发展与当前需求。服务于平原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双水双绿”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如图2。图2服务于平原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 “双水双绿”绿色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将绿色理念与农业产业化相融合，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以自然资源与生态优势为主导，技术支撑为核心，发挥专家与农民的合力作用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形成了“校县合作、县企互助、产业搭台、农户唱戏”的乡村振兴工作组织机制，农民自发的实现绿色发展，一亩地九分种稻一分养虾，既保护自然资源，又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该模式为平原地区——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产粮产稻，拥有丰厚自然资源与生态优势的乡村地区提供发展路径与模式借鉴。3.服务于城市郊区都市农业综合发展目标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2017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的方式、让农民充分参与进去与受益分红。2018年一号文件再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和农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是新田园主义的主要载体；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主平台。武汉市汉南区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区东临长江，南至东荆河和武湖湿地，西接银莲湖路，北抵通顺河，总规划面积约49.61平方公里。该地区水、热、温条件良好，农业产业用地集中，产出效率高，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建立“高校+企业+地方”联合体模式，实现乡村与消费者的资源共享及闲置资源的优化配比，赋予乡村闲置资源新的意义，实现乡村“造血”功能，建设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业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毗邻武汉市区，市民对农产品需求量大，为其提供优质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华中农业大学充分发挥校友平台与产业基金的综合优势，围绕汉南优势特色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推介，围绕传统产业提升和高新产业培育，与汉南区合作共建教学试验、科技研发基地，推进科学研究、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方法措施，为专家教授和投资客商创造一流环境，确保项目来得了、落得快、发展好；组织农业大学土地规划与风景园林专业教授下乡调研，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保持农村田园生态风光，始终保持生产、生活、生态统筹发展，合理规划建设综合体的功能区域，打造高产高效的农业产业区、城乡皆宜的生活居住区、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区、放松身心的休闲聚集区、功能配套的综合服务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模式；设立学生实习基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区域位置特色优势，把握市场发展的脉搏，大力发展原生态农耕体验、创意农业、乡村休闲度假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形成“农业+文旅” 田园观光、旅游休闲、现代农业设施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为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提供发展动力，将汉南区打造成“城乡融合·智慧农业”的城乡一体化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该模式形成了“政校合作、地企互助、市场导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工作组织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载体、农民为主体、市民共参与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农民有收入，城市人有乡愁，产业可持续发展;创新了农业大学参与城市郊区农业发展方式，为城郊地带打造田园综合体可借鉴样板。四、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基于上述三种模式的构建与探索，农业大学具有科研、成果及人才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规划和运用不同的实施方案推进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农业大学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围绕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参与配合度、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专业知识结构与战略需求匹配度等问题，农业大学应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1.“三位一体”政企校协同发力加强政府、企业、农业大学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充分发挥政府本土化、企业行业化、农业大学专业化等优势，畅通三主体间信息渠道，抓住关键点靶向发力。政府提供多样科技产业化项目，完善投资保障体系，创新投融资机制，优化财政优先保障机制，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一种多元化投入格局，畅通智力、技术、管理的通道。企业搭建市场化运作平台，鼓励更多的资源要素配置深入乡村，促进城乡要素畅通流动、平等交换，促使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农业大学发挥在“五大振兴”中的自身优势，制定人才强校策略，坚持顶层设计“一人一策”，做好智库建设，引育结合，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打造引智平台载体，为加快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三主体协同发力，实现多方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多学科交叉促产业同步发展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完善拔尖型、创新型、复合型、专业型“四型”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拓展多学科，涉及AI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发展较快的领域，构建完善的科研体制机制；引导专家教授紧紧围绕国家与省级重大战略，开展具有前瞻性与基础性的科学研究，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让科技人才能够站住脚、稳住神、定住心，专心致志搞创新、出成果。同时，文化艺术是乡村社区建设的催化剂与黏合剂，乡村振兴需要文化艺术原动力，农业大学充分挖掘耕读文化与艺术创意的功能与价值，在特色产业推动、环境空间改造、乡村文化氛围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一村一品”多层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3.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转型期。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深化阶段，不少贫困乡村在实现脱贫的基础走向振兴之路，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脱贫攻坚的巩固与提升，两者必须统筹推进、有机衔接。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工作，不仅要帮扶贫困乡村解决“进行时”难题，还需关注在今后发展中遇到的“未来时”难题，完善乡村发展保障体系，解决后顾之忧和持续发展问题。农业大学应注重扶贫与振兴的联动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动员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统筹做好乡村长远发展规划；契合精准脱贫的核心内容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加大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力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助力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振兴。4.“农民+专家”党建融合引领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应充分发挥农业大学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党支部“结对子”方式，“一对一”帮扶，搭起农民和专家的“连心桥”，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联合“主题党日”、教育实践活动，围绕农情民情，融通农民和专家情感，共谋乡村振兴，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功能；选派优秀党务干部到乡村挂职、组织基层优秀党员干部到大学进修，开展理论学习、专题讲座、技术培训等，激发乡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提升乡村党组织活力。通过党建融合发展，发挥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和根本动力，注入源头“活水”。让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真正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业大学应有大担当、大作为，勇担乡村振兴大任，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参 考 文 献[1] 新华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J].农村经营管理,2018(1):6-8.[2] 张水玲.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及借鉴——以爱荷华州立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3(12):121-124.[3] 陈新忠,王地.瑞典高等农业教育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18(1):6-11.[4] 刘国瑜.基于SWOT分析的农业大学发展策略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10(10):17-19，58.[5] 郑予捷.高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路径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10):234-236.[6] 黄鋆. 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文化传播与路径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4.[7] 瞿振元.“红色1+1科技行动”的启示[J].求是,2008(18):52-53.[8] 傅国华,李春.分层精准施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6):14-17.[9] 何雄浪.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发展:“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2):120-125.[10] 丁宗尧.三种类型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新疆农垦经济,2018(8):10-17.[11] 程华东,尹晓飞.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探究——基于四所农业高校的案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2-78，15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划司.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大力实施“六个一”模式提升产业精准扶贫效能[EB/OL].(2016-10-13)[2018-12-26].[13] 程华东,刘堃.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7-22，149-150.[14] 何红卫，乐明凯.湖北荆州市以“双水双绿”引领乡村产业振兴[N].农民日报,2018-10-20(1).[15] 张启发.以“双水双绿”重塑“鱼米之乡”[N].湖北日报,2018-06-13(15).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0/1021/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