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斥到接纳国家权力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个人卫(5)

集体化以后，少数民族的个人卫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此时国家权力已深入到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从而将基层乡村社会建设成为了全能的国家主义模式。 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整合动员能力打破了以往民族地区社会固有的人际关系，用强制的手段加强了村寨之间的联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被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行政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代替。 实际上，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干预、帮助和引导，但国家的过度干预又可能遏制社会的进步，关键问题是掌握适当的尺度。

为了使得少数民族民众接受这些规章制度，一方面，各级政府用强制的手段使民众身体逐渐适应新规则。 比如独山县卫生科在交通沿线对食品卫生加以管理与监督，卫生科规定：“凡生水制成品和腐烂的食物一律禁止出售”， 对于出售的成品食物要“作纱帘及各种防蝇设备”，并要求“主办食物的厨师做到常洗手，常剪指甲”。[33]此种做法即是利用规章制度逐步使得部分人群适应新的规则。 另一方面， 以宣传教育的方式让民众理解个人卫生的益处，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制的《个人卫生》中，不仅讲明了“为什么要讲个人卫生”“怎样使身体干净”“衣食住行的卫生”“防病常识”等问题，还要求：“咱们看完了这本书，明白了怎样讲个人卫生以后， 应该向别人宣传，使别人也知道讲卫生的好处和怎样讲法。 同时，咱们要加把劲儿，把旧社会给咱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卫生不文明的习惯扫除，使咱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完成生产任务。 ”[34]此书不仅将卫生与政治联系起来， 还指出身体健康的目的是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生产任务本身就是国家的指标与指令。 在国家权力全面的干预之下，身体被完全置于国家权力的管控之下，少数民族即便有所不满和抗争，也很难有所作为。 因为卫生行政不仅具有强权优势，还具有现代权力的正当性和现代性，故民众或认可和赞同，或被动接受。

直至今日，国家权力仍旧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身体和健康观。 如女性分娩时的剖腹产。 早在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对剖腹产比例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即10%～15%，但中国的剖腹产竟高达50%，其中有500 万例，约占总数的25%，并不是处于医疗需要，是可以避免的。[35]分析形成高剖腹产率背后的因素， 不仅有产妇个体和现代医疗体系的考量，还有国家权力的因素，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早已与医疗体系形成共识。 现代中国生育行为的形成，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家庭到医院、从个人到卫生体系的过程。20 世纪初，中国的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高于现代化国家，这使得中国的医疗卫生人士和社会改革者忧心忡忡。新中国成立以后， 带有强国健体的意识和抱负，国家对生育和分娩的个人行为进行了规训，其中西医成为医疗卫生行政的基础。 在此过程中，产妇分娩的方式和地方亦发生变化，从顺产到剖腹，从家庭到医院，分娩被直接纳入到国家卫生行政现代化的规划中。 对于产妇和家属来说，利用有效的医疗手段能迅速完成分娩，是现代化国家给予产妇的“福利”，当然也强化了人们对现代化国家的想象。 一个婴儿从出生开始， 就受到了各种权力的管控与干预，助产技术、出生证明、免费疫苗、登记户口等，虽这些基本都是立足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减少出生缺陷，培养一个符合国家标准、医学标准的身体，但却无不是在国家的权力管控之下。 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国家指导和管控下医疗价值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理念和制度的引入和推进， 有助于西南民族地区卫生状况的改变，对增加人口寿命，提升民族形象，也大有裨益。 不论对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者，还是基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无疑都是一件值得称道的进步之举。 同时，西南民族地区也逐渐建立起了强大的卫生防疫网络，这在近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也逐渐由自为的、 个别的行为转变为有组织的、有系统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国家从饮食、住宿等物质条件入手， 结合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对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民众在个人卫生方面的旧习俗获得了全面的改观。 卫生现代化的建立，也是国家对民族地区卫生管控程度的不断加深。 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的扩张已经影响了以个人卫生为代表的私人领域。 民众既感受到了卫生治理所带来的积极变化，也时刻感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两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从拒斥到接纳的缓慢互动过程。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