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斥到接纳国家权力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个人卫(3)

在近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对身体已经具备了一些规训能力，包括订立了规章制度，依靠基层政治制度和警力，监视、检查和惩罚等手段也已成型。 但是，这种制度多停留在城市之中，对于广大乡村来说，少数民族尚未感受到卫生行政的力量，少数民族的个人卫生依旧是传统的观念和行为。 加之个人卫生习惯的困境和疾病的流行，助推了个人卫生的优化与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管控。

（二）个人卫生的困境

随着西方卫生防疫观念和卫生行政制度的引入和确立，民众受到了由卫生行政带来的干预和约束。 表现为各级医疗行政机构的建立，城市清洁的管理，以及检疫隔离等。 但少数民族传统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鬼神崇拜的观念，对民众软性隐形的干预和影响仍然存在，农村中的个人卫生未有实质之改变。 即便是上文所提及中国古代士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也不能过高估计，广大劳动人民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人卫生要大打折扣。 近代以来，男子仍有随街便溺的风气，即便在城市也一直普遍存在。 直到清末，北京不少男性市民都习惯于每天早晨在胡同口大小便，他们很有规律地排成两排，遇见熟人还会互相打招呼。 他们亦喜欢傍晚于同仁堂药店门前大小便，原因是同仁堂的门前面向内街，门面较宽。 同仁堂对此亦不禁止，认为大小便有利于其风水。[15]

少数民族的情况或许更加糟糕，广西瑶族的房屋分上下两层，下层住牲畜、家禽。 在个人卫生方面，他们不轻易洗澡，每季洗二三次。 盘瑶稍有不同，他们洗澡比较勤快，冬季差不多每隔两三夜就用木桶洗一次热水澡。 但他们的指甲常年不剪，让其自断，塞满污垢。 妇女月经不用水洗，只用破布破纸擦。生育小孩时，用竹刀割脐带。产妇在一月内不住寝室，在厨房烧火烘背。[16]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少数民族农民长年喝生水，妇女头发用猪油擦而不洗。[17]

20 世纪50 年代， 贵州省从江县少数民族个人卫生习惯十分特别，他们的饮器、碗杯、饭橧都积上一层垢膩，一年之中只洗两次，一次是6 月6 日，另一次是除夕。 如果卫生工作队帮助少数民族洗了，他们就不高兴，认为这会让祖宗不宁，家人不安，认为这是看不起少数民族。[18]不良之卫生习惯是诱发严重疟疾的重要原因。[19]贵州省黎平县九龙寨的个人饮食习惯，也是诱发疾病原因之一。 当地的村民喜欢吃腌的猪肉、鱼肉，有时生吃，这些腌肉要腌到一定的时间，多数在两个月以上才取出食用，虽说当地习俗认为腌肉中的寄生虫基本被杀死，食后危害不大。 但是到了夏天，当地人吃的饭菜多为冷食，且并不收藏，任苍蝇、蟑螂爬食和尘土飞入。 从山上劳动归来往往不加热就取来食用，由此引发的疾病较多，如痢疾、胃病等。[20]所以，改善个人卫生，增强个人体质一直备受关注。

四川的甘孜、凉山、阿坝三州，是地域较大、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三个州的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卫生条件极差，疾病频发，瘟疫流行，天花、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黑热病、性病、麻风、地甲病、布病、大骨节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和危害着少数民族的健康和生命。 1949 年以前， 凉山州仅西昌有一个60 张病床、42 名卫生人员、设备极其简陋的医院。阿坝全州只有设在城镇的6 个医院和两家教会医院，20 名卫生人员。[21]

广西隆林县彝族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仍没有建厕所的习惯，牛虽然有栏，但很少打扫，且特别潮湿。 彝族养猪很多，但却很少有猪栏，有的猪和牛共住，有的就是把寨子的围墙当作大猪栏。 很多猪白天在寨里游荡，夜晚就睡在屋檐下。 牛栏、羊圈、马厩和猪栏的建筑是无规则的，且贴近人的住舍，有的牛栏上还搭个小楼住人。 房子的周围有些浅陋的水沟，但未很好地疏通，一旦下雨，几天也不干。 有水井的寨子，饮水较方便，水源也比较清洁；没有水井的寨子，饮水极不卫生，他们只是在寨子里挖个水池，雨天待雨水流入池中积水以备人饮用，但池中常有污秽之物。 房子的周圈很少打扫，猪牛粪遍地皆是。[22]彝族民众的住舍一般都是茅屋，比如在那地寨的28 户中，除两家是瓦屋外，其余的都是茅屋。 房子缺乏通风设备，房内极为阴暗，饮具和脸盆兼用。 在个人卫生方面，有水的地方，洗衣和洗澡较为经常；缺水的地方，洗衣服和洗澡较少。 由此导致疾病频发，常见的流行疾病是天花、梅毒、麻疹、痢疾、疟疾、砂眼、甲状腺肿大和胃溃疡等。 疾病流行严重，会造成人口大量死亡，1931 年保上乡水头屯一天就死亡12 人。在死亡人口中，以孩童为最，那地寨的黄亚邦生了8 个小孩只活4 个，黄志禄生11 个只有2 个存活。[23]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708/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