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解放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人生(2)

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我感觉到全国城乡形势在悄悄变化，心中暗暗高兴。这时，机会果然来了！公社电影队缺一名放映员，放电影总得要有点文化知识才行嘛，而当时在我们公社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学历是打灯笼也找不到几个的。于是，我被通知到公社电影队上班了。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晚上放电影，白天写报道，每月从放电影的报酬中拿24元钱工资。我知道这是公社党委的“巧妙”安排：既不能名正言顺地给我一个公社党委新闻报道员的身份，却能利用我擅长文字的这点特长。然而，我进入电影队还不到半年，邓小平就又被批判了。我又听到公社大院里有人议论，说什么使用秦九凤是犯了立场、路线上的错误等等，使得我见了人都不敢抬头。但酷爱写作的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还是一边放电影一边没日没夜地写作。我的用稿越来越多，用稿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没被辞退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心中也日益感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左冰”即将溶化，政治上也在逐步觉醒。当时，有一篇报道稿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潮在集市贸易上推行东北黑龙江“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农民赶集也要“革命化”，大家排起方队，敲起锣鼓，还要朗诵毛主席语录……而且为了彻底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明令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集市。偏偏我所在的席桥公社当时有两个集：席桥和马厂（南马厂乡是1986年才划设的）。于是，席桥公社的马厂集便被列入了封禁之列。这样，每到马厂的逢集日，席桥公社党委都要派负责人带上一帮村组干部和民兵，抢先上集赶走那些赶集的群众。对此，农民群众十分反感，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巧妙地强行“簇拥”着公社去指挥封集的领导人，一直把他“拥”到街边水塘里，弄得那位领导一身泥一身水的，特别狼狈难堪。就这样，公社每集都去“封”马厂集，群众逢集却照样还去赶，而且有时在古十字街，有时又转移到堆堤上，像捉迷藏似的，把封集的人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此状况，我以为公社领导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了，就写了一篇通讯——《百年老集又开放了》。稿件写好后，我请公社党委书记审稿，他一看就说：“这样的稿子我怎么能同意你发？群众赶马厂集是违背江苏省革委会通告的。现在我们没去封，是我们公社人手不够，只是暂时的，具体还要等上边的文件呢！”我没有灰心，又跑到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当时的报道组组长陶溶看了稿子说，这篇通讯写得不错啊，根据目前“气候”，我看可以发。他随即让宣传部秘书王伯文盖章并签上“同意发稿”的字样，那是1978年11月间的事。就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读了公报，我十分高兴，因为不管这篇稿件用不用，在政治上我被批斗、被迫害的事是不可能再出现了，也就不会给同意发稿的领导带来麻烦了。1979年1月23日，《新华日报》二版用较大号的字体刊用了这篇通讯，还让画家胡博琮配了插图。当地群众见到报纸后，反映很强烈，特别是马厂集上的人，他们拿着报纸奔走相告，有的人还放了鞭炮，敲起了锣鼓。当时集上一位90多岁的朱二先生对笔者说，这是马厂开集一百多年来最热闹的一集，这是民心啊！

作者所获荣誉证书

打那以后，我就被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等单位长期抽用了，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我几乎都是没日没夜地干。在刘少奇没有被平反前，我写作的《加强青年的社会公德修养》一文刊登于1979年4月19日《新华日报》的头版上。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批为“黑修养”，道德修养这类话题就没有人敢再提了。所以当时有人看了报纸，一边夸我“写得好”，一边又说“秦九凤的胆子忒大了”！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1/0325/556.html